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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lfo Lujan | Flickr (CC BY-NC-ND 2.0) - modified

女性割禮幸存者的故事

作者:瑪雲·賽菲 (Maryum Saifee - @msaifee), 美國 紐約  

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女陰殘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或其英文縮寫FGM,維基百科條目旁會跳出一張圖片,是四張女性身體解剖素描圖。代表了四種類型的暴力。第一種是部分切除陰蒂。第二種,創傷更大,將整個陰蒂都切除。第三種是更為惡劣,逐步切除陰蒂、陰唇大陰唇及小陰唇。第四欄圖片則是一連串的線記符號,代表陰道開口縫合,只能排放尿液及經血。

身為女陰殘割倖存者,多數關於我遭遇的問題,都圍繞著身體面。通常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我遭受了哪一種類型的女陰殘割。當我告訴一位記者,我遭受的是第一種,她說「噢,那沒有那麼糟嘛。不像第三種,慘多了。」嚴格來說,她是對的。我碰上的是身體創傷最小的類型。許多年以來,我自欺欺人,感到僥倖以為自己是走運的。安慰自己,我要是運氣背一點,就會是整個女性生殖器被切除掉,不是只有陰蒂端。或是更慘,我可能根本活不下來。例如娜達‧哈珊‧阿布杜馬克蘇(Nada Hassan Abdel-Maqsoud),這位十二歲的女孩,今年年初在上埃及一位醫生的手術桌上流血至死。娜達提醒了我,每一個數據點(全球共有兩億女性及女孩都忍受著女陰殘割的後果)都有一個故事。而娜達再也沒辦法講出她的故事了。
 
儘管我有時候覺得「倖存者」的標籤讓人窒息,但我同樣也意識到,這個詞彙蘊含著優勢。撐過來,你就可以活下去。就有能力講出自己的故事,處理創傷,鼓舞社群裡的其他人,獲得洞察力,並用新的語言及眼鏡來透徹審視自己。

講故事本身既可以宣洩情緒,又讓人如釋重負,但過程也可能讓人痛不欲生。

若沒有納入受過訓練的臨床醫師提供的心理社會支持及治療庇護,就講述故事立意良善的介入作法可能會導致更多創傷。由於女陰殘割倖存者在雙重疫情中摸索前進,一個是童年創傷的創傷後徵候群,另一個是新冠肺炎遙遙無期的全球封鎖,這點對她們來說更為重要。
 
在許多反女陰殘割的倡議空間,我觀察到了對於挖掘故事無法饜足的飢渴,不管故事講述人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這些故事有助於募款,也成為衡量影響的的數據點。
 
倖存者故事成了商品,為講述故事的產業複合體提供燃料。如果過程中沒有提供故事講述人適當的精神健康支持,會連帶受害。

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出於要如何翻轉看待女陰殘割倖存者的腳本,將故事講述人的重要置於故事之上。

女陰殘割倖存者不能被化約成那四個圖片欄位,只是遭到切、刺、割、挖除的女陰構造。在本文中,我會將一位女陰殘割倖存者的故事分成四個部分:
崩潰的故事、再造的故事、療癒的故事跟啟發的故事。

第一種:崩潰的故事

我與一群女陰殘割倖存者坐在阿帕拉契(Appalachia)地區深處,與許多人都是第一次見面。當她們分享自己的創傷時,我意識到我們多多少少都屬於同一個處境艱難的團體。有一位來自肯塔基的白人基督徒倖存者大概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如果沒有女陰殘割倖存者情誼讓我們接上線,我認為我們根本不會相遇。
 
許多事情似曾相似。我們都是在七歲時女陰遭受切除。在切除之後,有人給了她一塊蛋糕哄騙她。當我的切除術結束後,有人給我一塊特大號瑞士三角巧克力哄騙我。吸收了她的創傷後
我被淹沒。我也想像得到,當我分享自己的故事時,這一圈人裡也會有人在靜默中分崩離析。我們並沒有臨床醫師或精神健康專業人員擔任協助角色,而這樣的不足很明顯。第一個晚上,我跟六位其他倖存者同寢,拼命悶住自己哭泣的聲音。但到了最後一天,我到了崩潰臨界點。在前往機場前,我的胃緊縮痙攣,我吐了。我覺得自己不只是在清除痛苦,也是在清除那週我吸收到的其他人的痛苦。我們都乖乖用旁白跟照片,將自己的故事變成適合社群媒體的90秒音檔。但代價是什麼?

第二種:再造的故事

2016年2月6日,《衛報》發表了我的倖存者故事。報導一出來,我就獲得再造。我的身分從平凡無奇,相對不顯眼的中階駐外事務官變成公眾放大檢視的女陰殘割倖存者。同一天,當時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用推特轉發了我的故事,在文章連結前加上了「我那時七歲」的引言。這則推特貼文對我來說,是我的私生活與專業領域交會的時刻。從那時候開始,這兩個領域就永遠交纏在一起了。
 
我十年的外交人員職業生涯都專注於其他議題,2011年阿拉伯之春初期時我駐在開羅,敘利亞革命從起義變成內戰時我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及艾爾比勒服務,儘管如此,我感到過去所有經驗成就我的經驗被抹煞了。參加座談時,我的身分被簡化到只剩「倖存者」。像其他的倖存者,我拼命重寫其他人如何看待我的腳本。

向社會大眾演講時,我將自己其他身分重新置入,向他們強調,我是童年創傷的倖存者沒錯,儘管我的女陰殘割故事重塑了我的部分認同,但沒有辦法定義我是誰。

第三種:療癒的故事

透過精神健康專家的引導,過去幾個月,我都在深入探討我的女陰殘割倖存故事。我在公開場合,已經講了好幾十次自己的故事,說了再說。我的目的是打破沉默文化,鼓舞行動。此刻,講自己的故事幾乎像是機械化作業一樣,彷彿我在覆誦幼年背下來的一段可蘭經文。我總是這樣開場:「我當時在人類學課堂上,一位同學介紹了她的女陰殘割研究計畫。那時我才想起來。我從小壓抑的這段記憶湧出,淹沒了我的視線。」我鉅細靡遺地描述了發生什麼事:地板的顏色、
糊里糊塗的事後,感到困惑不解跟遭到背叛。接著我繼續講那天下午,我質問了我的母親,那年夏天,她跟父親把我跟兄弟送到印度的姑姑那裡去。出事的那年夏天。我後來發現我的姑姑沒有獲得我父母親的同意,就切除了我的女陰。一講再講這個故事的那幾年,有些時候我毫無感覺,有些時候我會崩潰,有些時候感到僥倖。全都混成一團,各種衝突的情緒常常同時湧上來。
 
當我開始拆解這個故事,我發現了自己覺得最痛不欲生的核心時刻。不是女陰切除本身。而是劫後餘波。我還記得坐在一個角落裡,困惑不解感到羞恥。當我看向房間另一端的姑姑,她正跟我的堂親竊竊私語,兩人指著我嘲笑我。挖掘出恥辱的那一刻—他們的笑聲,從童年開始就糾纏著我。從我身上被切下來的那個部位稱為「haram ki boti」,翻譯是罪惡的血肉。時間過去,身體的傷疤會好。但是對許多女陰殘割倖存者來說,心理傷口仍在。

第四種:啟發的故事

去年,我決定休假,暫停外交職務。當時一根蠟燭兩頭燒,我才剛完成巴基斯坦一樁非常棘手的任務,同時也用私人時間倡議反女陰殘割。當我回家時,研究所的一位舊識來找我,想將我的故事拍成影片。過程中,她會派一個攝影團隊跟拍我。有時候是拍我演講,有時候是拍我與
朋友家人平淡的互動。造訪德州老家時,我永遠都忘不了母親告訴我她自己倖存故事的那一刻。影片拍攝也包括我們去奧斯汀的公路之旅,重遊記憶乍現時的那所大學。我的母親耐心等待攝影師架設三腳架。我的父親站在她身旁。
 
最後,我們終於開啟了我一直不敢當面與父母討論的話題。直視著他們的眼睛,有攝影機做見證,我重講了自己的故事,討論了女陰殘割如何分裂了我們的家庭(特別是我父親與自己姊妹的關係)。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母親說出自己的經驗,還有當她發現我的姑姑未經她的同意就切割了我的女陰時感到被背叛。我之後告訴她實際上美國及歐洲自己也有女陰殘割,是治療歇斯底里(醫師開的處方)的解方,一直到十九世紀,我的母親喊道「竟然是歇斯底里的解方,太瘋狂了。我要教育其他醫生站出來。」就在那個時候,我的母親,一位從來沒講過自己故事的倖存者,成為一位運動人士。

我的故事與她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呈現了一幅緊密交織關於起身抵抗的畫面。發聲了以後,我們就能打破代代相傳的結構暴力。我們可以為將來自己家族裡的女孩們改寫生命故事,也希望有一天,也能為全世界改寫故事。

 


「夢」

妮莎•蘇納爾(Neesa Sunar - @neesasunar)作 (美國紐約市皇后區

這位女子掙脫平淡無色的現實。她的夢多彩多姿又無厘頭,而她生活中的人們不會懂。大家可能以為她瘋了,但她的夢與現實生活比起來,更加活生生地充滿想像力。這經常是思覺失調症帶給我的經驗,比現實生活要深入許多並令人興奮。

Dreams, by Ne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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